财经新闻分析doc

2020-04-01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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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报道作品分析 期末作业 财经报道分析 期 末 作 业 姓名: 专业: 学号: 教师: 谁摇了我的微信 法制与新闻特约撰稿_莫小宝 喧嚣一个月的“微信收费”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4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一季度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上,通信发展司司长张峰表态,工信部鼓励和支持包括微信在内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创新发展。 如果这一表态仍稍显暧昧,张司长接下来的讲话可算足够明朗。张峰认为,微信,是我国互联网企业最具有创新意义的产品之一。 据此,工信部认为,移动互联网等新业务是否收费应该由市场决定,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管理规定,对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新业务,政府实行市场调节管理,也就是由经营者根据市场情况来决定是否收费。 这还不算完。发言人在此次发布会上甚至专门提及,工信部注意到了4月11日,腾讯公司微信产品团队发布的信息,腾讯明确表示微信不会向用户收费。而工信部对此表示支持和欢迎,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电信市场监管,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互联网内业人士、甚至相关法学专家而言,“微信不收费”的结果并不算十分意外,倒是工信部此次“放低姿态”,对“收费”质疑的“清晰大方”回应却有些出乎意料。 抛去“微信”应不应收费的核心争议,这一以腾讯为代表的中国移动互联网服务商与以中国移动为代表的电信运营商的利益之争,以其政府主管部门“工信部”官员放风挑明“考虑要收费”,又以“工信部”官方新闻发布会宣布“不收费”画上句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市场应该扮演的调节角色,以及具体介入程度,本身也值得探讨。 现在看来,4月2日,工信部部长苗圩在3月底的那一次“透风”,更像是对“微信收费”的“摇一摇”式探风。 苗部长的遣词用句都留下了“探讨”空间:工信部正在“协调”运营商对微信额外收费的相关事项,会“考虑”运营商关于额外收费项目的合理要求,但“即使”收费,也不会“大幅”收费。选择透露收费消息的场合——第二届岭南论坛期间,本身也充满了“讨论”意味。 从此前苗部长在论坛上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来看,工信部显然是主张对微信收费的。有专家认为,通过政府命令、鼓励或暗示企业对原来免费的产品收费,恐怕这是史无前例的头一遭——以前只见到过政府禁止企业向消费者乱收费的情况。 微信,这项民营公司推出的免费即时通信业务,可以短信、发图、视频,还能语音,重点是,它不收费。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城乡男女看来,晃动手机锻炼自己手腕关节的同时,还可以认识同时也在摇手机的陌生人,这是一种多么环保、神奇、欢型(Fashion)的缘分。 于是便不难理解,只用了两年时间,微信的用户数就已超过了3亿——这意味着每10个手机用户里,就有3个人在使用微信。由此也不难理解,当“微信收费”消息传来时,在民间乃至业界产生的“摇一摇”巨震效应了。 民众的呼声,诚然会对工信部“改口”产生一定影响,但应该不是主因。免费,仍然是中国互联网用户的使用习惯,这便难免显得中国用户“薄情寡信”:看看之前“电驴”(一款提供种子,免费下载电影等视频的软件)因涉嫌提供盗版下载,侵犯知识产权被“禁”的事件就知道了。尽管网友们“群情激愤、力挺电驴”,但最终的结果是,“电驴”至今一蹶不振,靠提供合法在线视频链接“苟延残喘”;而此次“微信收费”事件还在争议期时,网友们已经在寻找热议一款名为“LINE”的替代微信的手机软件。 当然,此次“民愤”产生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工信部最早的“放话”有点太模糊:事后有消息表明,所指的“微信收费”,是指电信运营商向腾讯微信收费,而非向用户收费。不过尽管如此,在此后博鳌亚洲论坛上,一项针对3000多人的调查显示,71%的人表示反对,并称“不应该向腾讯收费”。 真正体会“生死存亡危险时刻”的,恐怕还是腾讯。微信曾被马化腾视为是腾讯惟一一款可能走向国际化的手机软件。据了解,“微信收费”危机后,“微信”成为腾讯公司头号危机公关项目,而在内部,任何有关“微信”的消息及个人表态都不得随意对外发布。“微信”两字,甚至一度成为腾讯公司内部的“敏感词”。 与几年前微软公司宣布在中国排查“windows”盗版系统不同,微软想要通过打击盗版增收,而腾讯却并未想要通过向终端用户收费来维护微信的运行、甚至盈利。即使是类似“skype”这样的国际收费即时通讯软件,其基本功能也是免费的。 微信的发展,显然都还没有超越提供“基本功能”,以及培养“用户基数”的初级阶段——腾讯更不可能在这一阶段去考虑“收费”事宜。 只是,微信发展的步伐太快,它给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带来的困扰,远远大于它所创造的网络流量收入——中国移动仍处在2.5G时代,而微信是3G时代的产物,利益冲突由此产生。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移动互联网由“2.5G”通往“3G”新时代路上,这种业内矛盾和争议并未终结。回顾有关“微信收费”事件的各界讨论,及其过程结果,无疑具有标杆性的“判例”意义。 微信vs电信运营商 过去十年,用户每年增长将近1亿,100多万名员工每年实现营收11000亿元、净利润超过1500亿——这曾经是一个让工作其中的人深感踏实的电信运营“金饭碗”。 十多年风光过去,这一行业正面临新世纪以来最严峻的技术挑战。 这种困扰,用中国移动的话来说,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是微信挤占大量信令通道,影响了其他中国移动手机用户的通信质量和效率。 事实上,从去年末到现在,国内三大运营商的高管都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地提到微信,称微信所造成的“信令风暴”严重影响到短信、语音业务的用户体验。 微信属于典型的OTT应用,其特点就是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经营基于IP的语音、视频以及数据服务,侵蚀网络运营商的利润。 从技术上看,运营商对微信的主要指责及收费理由是微信产生的“信令风暴”。所谓信令,是手机和基站之间的一种控制机制,信令负责协调流量、语音的传输,所以,当信令频繁,堵塞信令通道时,即使语音、数据通道是空闲的,也无法传输。 一般来说,一定量的信令伴随一定的语音和流量,运营商没有必要对信令单独收费,但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根据华为的一份资料显示,流媒体、下载类,一小时会产生60M—200M流量,仅产生1-15次信令呼叫;浏览器一小时产生3M流量,产生40次信令呼叫;而QQ、微信为了保持在线状态,会发送“心跳消息”的微信。 这意味着,微信、手机QQ一个小时会产生80次的呼叫信令,但聊天发生的流量仅100K。 而让中国移动心怀不满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因为存在网间结算。微信向中国移动支付的数据收入不足以抵消移动由此向电信、联通支付的费用,这相当于让移动替微信埋单。 正因如此,“微信收费”——运营商向微信服务商腾讯收费——成为一个“需要坐下来谈”的现实议题。 政府主管部门关于微信收费的试探性放话,其背后问题的实质正是中国移动等几大国有移动运营商与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之间的博弈。 使用过微信的人都知道,它的强大而丰富的免费功能正在迅速蚕食移动运营商的短信乃至电话语音业务。尽管移动运营商的语音收入占比开始下降,但语音收入在三大运营商的收入占比中还是占据很重要的比重:中国移动2012年语音收入为3680亿元,在营收中的占比为65.7%;中国联通2012年语音业务收入为1167.5亿元,在营收中的占比为46.9%;中国电信2012年语音收入为925亿元,在营收中占比为32.7%。 相关资料显示,2012年Skype、微信等OTT业务已经分流全球电信运营商近140亿美元利润。 更令这几家沦为“传输管道”的运营商有苦说不出的是,神奇的微信软件所赖以运转的移动互联网信号,正是它们自己投入巨资兴建的硬件网络提供的,移动运营商们肯定有被腾讯占了大便宜的委屈感。 在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看来,这是中国移动在找借口,拿信令问题说事儿。反过来看,腾讯买了移动的网络资源,而自己的微信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服务,不能在移动的网络上顺畅地运行,叫屈的应该是腾讯才对。事实上,这也暴露了中国移动自己在3G技术上的劣势。“中国移动的3G网络不给力,用2G网跑3G业务,就相当于汽车跑在了让牛车通行的土路上,肯定跑不快。”阚凯力认为。 但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远举看来,针对微信收费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信令就像货车,流量就像货物,信令运输着流量。物流业通常是针对重量计费,但是,如果运输海绵,那么,按重量计费方式,物流企业显然要亏钱,所以,在物流行业中,货物的确是按轻货和重货区分,分别按体积和重量计费。 刘远举认为,除了技术角度的理由,退一步讲,从商业逻辑来看,企业有自主经营权,即使针对某一下游企业收费,或者制订了不合理的信令收费,或搞应用认证机制,收取认证费,只要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按合同行事,也是合法的。苹果、亚马逊的上架费也正是如此。甚至,再退一步,站在更极端的角度,运营商针对微信搞后台限制,限制微信占用的流量,直接导致微信用户体验极差,也当属于企业合理的权利范围之内,并不违法。 不过,“即使运营商有着强烈的收费意愿,有着技术上的合理性,也属于企业的自主决策,但从更大层面的市场逻辑来看,却是根本不可能达成的。看起来很美,做起来却很难。”刘远举话锋一转。 首先,网络运营商管道化、收入降低、流量价值下降这三大趋势已是大势所趋。就中国情况而言,腾讯现在在即时通讯领域一家独大,正如有人说:手机号不断变化,但QQ号却相伴终生。就连腾讯杀毒软件的死对手之一,360老总周鸿祎也承认,腾讯的微信是很好的颠覆机会,它颠覆了短信、传统电话,而这样的机会不多了。“微信的用户体验做得很好,甚至比很多中小创新企业的体验还做得好。它甚至颠覆了运营商,它传照片的体验比彩信还好,微信今天还有高速成长期,它今天的用户量已经很大。在微信没有成气候时,运营商‘通过断网’等手段降低微信的用户体验,还是有机会的。但现在,他们还这么做,就是在搞破坏,而不是颠覆,谁都不能逆。” 所以,腾讯在争执中并非一无所凭。一旦某一家、某两家运营商轻举妄动,率先收费,哪怕是向腾讯而不是向最终用户收费,但当腾讯向未收费的那家倾斜时,哪怕是最简单的“升级更快一些”,也会让未收费的运营商获取很大优势。而当腾讯祭出“微信不要钱”或更严厉的战略性、排他性网络支持策略时,营销人员一句“他们的网络不能用微信”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在用户粘着性上,又有谁敢于和腾讯赌这么一把?” 也正是出于这种市场考虑,在对腾讯收费的问题上,三大运营商态度并不一致。中国移动的态度最强硬,而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手机用户总量与中国移动差距巨大,如果过度加大对OTT企业的“压榨”,反而减弱他们3G网络较少信令问题,微信会给他们带来更多流量收入等优势。 这种情势下,似乎只有三家电信运营商坐下来,谈好策略,签下合约,成立价格联盟,一致行动,才能建立起对腾讯的强势,才敢放心地对腾讯收费。但是,三家运营商占据了中国整个移动市场,坐下来一起谈市场策略,显然违反了反垄断法。 所以,从反垄断法下的市场逻辑出发,即使三家运营商有着强烈的收费或限制意愿,也很难付诸实际行动。甚至三家还未正式联盟亮牌,此次由工信部出面挑起的“微信收费”事件中,4月6日,中国计算机学会就已对“微信收费”事件发表特别声明,指责三家电信运营商涉嫌垄断。 声明中,计算机学会反对三大电信基础运营商对微信收费,认为这是一场垄断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利益之争,三大国有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在未经有关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试图增加收费名目是没有依据的,涉嫌双重收费,建议国家加强对电信领域垄断行为的监管。 于是,在三家不方便对微信搞“价格联盟”的实际情况下,另一层逻辑出现了,工信部的介入,在此次“收费”风波前,便已可见端倪:2013年2月27日,工信部召开关于OTT业务对电信运营商影响的讨论会议,三大运营商全部出席。3月中,工信部又再次召集三大运营商和相关OTT企业一起,坐下来开内部会议,主要讨论微信业务对运营商网络资源的占用问题。 这一系列行为,被包括刘远举在内的专家解读为,三家运营商在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下,针对一家下游企业搞价格联盟,并且毫不避讳。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反垄断法到底是会发挥作用,还是又一次被羞辱?——“微信收费”事件由此上升到了一个法律层面的探讨。 “微信收费”里的法律问题 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权应受法律保护;工信部研究微信收费属超越职权的行为;粗预市场只能带来“共输”后果——成为微信收费之争背后,互联网业界和法学界对于“微信收费之争”的三律考量。 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此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计算机学会正在考虑向工信部申请相关信息公开,微信一旦收费必须要经过有关法律程序。 律师阮子文认为,工信部这种先放风试探,后表态诉说理由,最后出台政策跟进的思维模式,在官方或垄断行业与民争利的过程中,并不少见。而这种决策思维模式,在涉及公众重大利益问题上,显然饱受诟病。或许,公众反对、反感的不是决策结果,而是决策过程没有反映起码的公平与透明,在涉及公众利益重大事项上,公众没有获得基本的参与权与表达权,这才是这类决策行为受到质疑与反对的重要原因。 中国计算机学会法律顾问胡钢也说:“目前让社会公众感到最为困惑的事情是情况不明。”在这起事件中,作为电信服务的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尤其是三大电信运营商“微信服务可能引发‘信令风暴而造成基础电信网络瘫痪”的说法,目前并没有充分的由第三方认可的数据,而且,也没有看到有关部门开展统计“信令通达”真实数据的动作。 胡钢认为,微信属于基础电信服务,依据我国电信条例,基础电信资费需要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定价。依据价格法,有关微信的收费,首先要召开听证会,是由工信部和发改委来共同决定,并报国务院批准。 具体根据《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第3条规定,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属于政府价格决策听证的项目。而电信运营商欲对“微信”收费属于典型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业”和“垄断经营的商品”的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定价项目。因此按照相应的规定,这类服务价格的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必须先经听证、征求意见后方可确定。否则就是“擅自定价”和“非法定价”。 价格听证会是国家价格决策机关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制定较为科学合理的价格基础。参与价格听证的代表应具备广泛性、代表性的特征。一般由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以及相关的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使得各方利益群体(组织)能够准确充分地表达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真实意思。 具体到此次“微信收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决策者要对“微信收费”的决策举行价格听证会。 也有评论认为,工信部此次的介入,也侵害了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我国《宪法》明文赋予了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有权自主经营,《民法通则》规定了企业法人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公司法》规定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市场主体的定价策略属其自主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无权干涉。 另一方面,工信部的介入也“名不正言不顺”。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虽有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但提供服务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销售商品,在互联网时代,电邮、QQ、微博、论坛、杀毒、网盘、应用软件等免费服务层出不穷的情况之下,将免费服务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显然不利于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与全社会的福祉相悖。 另外,《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只是授权工商行政部门,而不是工信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电信条例》也没有授权工信部管理互联网应用服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这意味着,即便企业属于第11条规定的行为,其法律后果也是由受害的经营者诉至法院请求赔偿,而非由主管部门强令调价。 专家一致认为,据此,此次“微信收费”事件中,最受损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运营商的出路在于顺应技术的进步实现转型,而不是寄希望于政府的不当保护。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就表示,运营商应走出免费与精致(细分)收费的双重误区。“现代人正陷入两元悖论的陷阱:面对日益扩张的信息通信业,一会儿要统统免费,一会儿又要精致收费;一会儿变为高盈利企业,一会又要回归公益事业;一会要搞充分市场竞争,一会儿又要搞政府垄断。” 再来看看三大运营商在“智能管道”转型方面的具体探索:目前只有中国联通正在同更多的互联网业务展开合作进行流量经营,比如与搜狐视频合作,全国首次推出在移动端的包月式业务消费模式;而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却在重构飞信对抗微信。 有评论不无讥讽地认为,中国移动到4G成熟之后才会真正开始智能管道的探索。 从“正能量”角度看此次“微信收费”事件的结局:工信部最后“悬崖勒马”的坚决表态,也算是为人民代了一次言,而不是喂了人民一袋盐。 报道背景: 2011年1月21日,中国互联网第一大巨头腾讯公司正式推出微信,这一款具有零资费、跨平台等特点的即时通讯软件。而仅仅通过两年的发展时间,截至2013年1月微信的注册用户量已经突破3亿,是目前亚洲地区拥有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微信在短时间内发展势头之猛,对于在近几年本就已经被认定为最悲情行业的电信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人口红利消失和新技术的入侵,传统语音业务以及短信业务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沉入谷底,产业链控制权改旗易帜,这是目前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这其中尤以短信业务为甚。 进入2013年的几个月来,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了在2013年的前两个月中,虽然有节日效应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短信发送总量增长,但普通用户所使用的点对点短信量却下滑了10.6%,短信业务量达到了1576.1亿条,同比增长了0.7%,但这一数据却大大低于2011年同期的5.7%,更低于2012年同期的7.6%。 微信对于电信行业的冲击致使三大运营商不得不面对业务效绩迅速下滑的尴尬现状,由此对微信收费也成为了箭在弦上而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工信部部长苗圩在3月底在第二届南岭论坛期间对于微信收费问题表示正在协调,即使“收费”也不会大幅收费这一态度更是透露出了微信收费这一趋向必然的趋势。至此,微信是否收费问题在网络上引发了极大的讨论,并一度成为了社会争论的焦点。 报道内容分析: 《谁摇了我的微信》一文通过对电信三大运营商数据以及信令通道的占用进行分析,辅之工信部一系列态度的转变过程,解释了持续近一个月的微信收费之争背后所涉及的关于法律等方面的专业性问题,揭露了电信行业和工信部在处理微信收费问题上的弊端和争议。 文章分为开头的对微信收费问题的过程和内容的解释和介绍、“微信VS电信运营商”、“微信收费里的法律问题”三大部分,对于整个微信收费之争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和评论。 开头部分主要通过对工信部这一个月以来面对微信收费问题的态度转变,引出微信之所以引发运营商强烈不满从而招致收费的原因,其主要原因是微信这一即时通讯产品的迅速发展蚕食了三大运营商的业务份额。 而“微信VS电信运营商”这一部分则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这一部分,详细分析了电信运营商近年来的一些数据,引出微信的发展致使电信行业面临着严峻的技术挑战。通过对运营商提出的“信令风暴”问题进行了专业化的分析,引出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远举的观点,分别对微信收费合理与不合理性的一面进行了阐述。同时对比三大运营商对于微信收费的不同态度,将计算机学会和工信部的行动融入其中,得出微信收费涉及到法律层面,目前来说对于微信收费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这一结论。 最后“微信收费里的法律问题”通过对计算机学会法律顾问胡钢以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言论的引用,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权是否应受法律保护;工信部研究微信收费是否属超越职权的行为;粗预市场能否带来“共输”后果这“微信收费之争”的三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最后指出工信部悬崖勒马行为是为民众带了一次言。 特色: 1:《谁摇了我的微信》是一篇分析性财经报道,通过新闻事实与背景资料对微信收费事件发展的进程、走势、前景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事件的整个全貌。以事实为依托展开分析,在报道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作者的个人分析表达对于事件的客观看法。本文作者选择了以工信部和三大运营商为切入点,以工信部态度的转变对微信收费这一事件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所选择的信息都是真实可信的,使得报道的事实无懈可击。 2:结构合理、逻辑严密是本文的另一个特色。全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整个事件做了详细的概述,揭露了工信部态度的一系列转变;而第二部分则着重于对于电信行业与类似微信这类OTT应用的对比,引用一系列客观真实的数据显示出了电信行业尤其是短信业务受到OTT应用等新技术的挑战,揭露了三大运营商要求向微信收费的实质,同时通过引用专家和教授的观点来佐证对微信进行收费的不合理性。而第三部分则是将微信收费里的三律问题结合真实客观的现有法律条例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微信收费问题在法律层面上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3:本文最大的一个特色还是结合了法律报道、分析了一个新闻事件。本文站在了独特的视角上,从法律层面上来对微信收费问题进行了一次剖析,并且充分运用了专业的法律知识进行了客观的解释和分析,将微信收费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高度。并在最后对于电信行业未来的发展进行一定的展望,建议其与OTT等应用合作等来提升自身的发展,对其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报道影响力: 在本文发表的前后一个多月中,微信收费事件由发生到发展经历了一系列广受民众关注和热议的过程,而工信部由部长苗圩三月底“透风”式的表态到4月23日工信部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鼓励和支持包括微信在内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创新发展这一转变过程,微信收费从箭在弦上最终恢复到了风平浪静。在这其中站在专业客观角度上代表民众呼声的报道起了不小的影响力。 微信收费事件大事记: 2013年3月14日针对网上流传的微信即将结束免费时代,开始向用户收费这一消息,腾讯对外发表声明该消息纯属谣传。 2013年3月31日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参加第二届岭南论坛上表示“微信有收费可能。” 2013年4月2日接近工信部决策层的一位官员对微信收费给出确切表态,“微信收费是肯定的,但具体如何收费还在斟酌研究中。” 2013年4月9日晚间,微信团队官方微博发表微博表示“微信团队已启动2.5G网络优化计划,目前正在和运营商运维部门共同探讨信令解决方案,相信会通过共同努力找到解决之道。” 2013年4月11日,腾讯公司微信产品团队发布的信息, 2013年4月16日,神州泰岳一则涉及招标的公告,透露出飞信未来一年的路线图。中国移动拟为飞信手机版增添视频通话等功能,此外还拟在手机桌面、ROM等方面增加用户黏性。据分析称,飞信这样的布局或为狙击微信。 2013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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